英國《泰晤士報高等教育特刊》剛公布了亞洲200所最佳大學排名榜，香港有3間大學躋身前4位。香港科技大學躍升兩級排第二，僅次於第一位的香港大學。本港大學水準不斷提升，究竟大學應該怎樣辦，才能更出色、更具國際地位呢？
香港推行多年的會考及高級程度會考，日後將被中學文憑試取代。落實334學制後，中學和大學均面臨重大轉變。不只是學生膽顫心驚，就連老師及大中小學校長都十分苦惱。最近，英國牛津大學校長親臨本港，鼓勵港生無論在新舊學制中，只要考取優異成績，對報讀牛津也有正面幫助。
牛津大學是英語世界中最古老的大學，創校至今已有約900年。校長對港生的一番鼓勵，也為大家打下一口強心針。究竟，國際一流大學如何訓練學生？又有甚麼值得我們學習？副刊記者便訪問了牛津大學新任校長和香港科技大學校長，分享兩間歷史相差數百年的大學，如何面對社會轉變。
文、攝（部分）：呂瑋宗
一流大學 人才放首位
「牛津大學有接近900年歷史，我只接任校長半年。相比來說，我也只是一個嬰兒。」牛津大學新任校長賀慕敦（Andrew Hamilton）表示，牛津是世界級學府，無論教學及研究質素都十分高。「數百年前，牛津也和香港的科大一樣，經歷過剛剛起步的階段。縱使大家文化和歷史背景不同，但發展經驗和成長模式，也很值得分享和互相學習。」
他指出，牛津的首要成功因素，就是堅守「以人為本」的核心信念。
「大學的四大成功因素就是優秀人才、優秀研究、高質素教育，以及充裕的財政支持。人才排第一位，因為高等教育的所有東西，都是由人所組成。」
他表示，牛津有很多先進的實驗室，圖書館和博物館收藏量驚人，見證着人類的過去、現在與未來。「但假若沒有人才去管理、運作和發展，一切都是徒然。」
賀慕敦強調，牛津的成功就是一直努力吸引全球人才加入。
「教授和學生就是我們最大的資源，他們來做研究和讀書，便等如把他們國家的知識和經驗帶來，不斷充 實我們的知識內涵和網絡。」
身為全球著名學府校長，賀慕敦不但沒有自視高人一等，反而十分尊重和珍惜校內和校外的人才，經常在世界各地發掘優秀學者。「經 過多年努力，我們已建立優秀的人才團隊和設備。之後的工作，就是繼續宣揚追求卓越。我們的視野要放得更遠，學者們的腦袋可以為學校不斷創造價值，與其它強 勁對手競爭。」
賀慕敦表示，一間大學倘若有能力作出「世界級」的研究， 世界級的人才便自然會到來。「有世界級的老師，便必須有世界級的學生。校園環境必須具創造性，師生關係緊密，便等如搭建了順暢的流通管子，讓學生的知識貫 注學生的腦袋中。」
牛津的特色就是校園像一個社區和小家庭，鼓勵師生互相結交，令學習和研究生活化。
「世界第一流大學其中一個重要成功要素，就是採用『師徒制』。學生和老師經常一起吃早餐，談論學術、政治和社會的看法，彼此在教與學上都能帶來很大啟發。」他表示，牛津很多傑出研究成果，都是這樣得來的。「我也鼓勵香港的大學仿傚。」
教研並重 縱向傳承知識
本港和很多亞洲地區，大部分大學都標榜自己是「研究型」或「教學型」。但賀慕敦解釋，這種分類對大學長遠發展並無幫助。「大學的建立與存在，就是為了解決全球人類問題。我們一直主張高等教育機構要教研合一，但很多地方的大學都刻意把兩者分開。有些大學本身條件不錯，但卻走得不遠，是因為缺乏動力。院校生態和教育質素，最終會弄至不完整。」
當老師只專注教學，經過一段時間便會失去追求知識的動力，更會影響教育質素。
「若老師經常有新鮮好東西與學生分享，便可不斷刺激學生的思維。另一方面，老師也能從自己的研究工作中，不斷提取新元素放入課程中。這就是由上至下的知識傳送過程。」
他表示，眼見很多歐洲大學的研究能力很高，只是未能和教學配合，覺得有點可惜。
「當然，老師也不能處理所有東西。牛津特色便是擁有強勁的導師團隊，為學生提供『一對一』的導修課。」他表示，牛津着重導修課，學生每科需每星期花兩小 時，接受導師「一對一」指導。
「學生每次都要準備大量論文和書目，因為班房沒有其它同學，導師會不斷追問學生的學習進度，並沒有其他組員可分擔壓力和分散 導師注意力。很多人害怕這種制度，但世界級學者就是由此生成。」校長指，牛津研究質素高，就是因為學生在本科生時代，已開始經歷嚴格教導和貼心的指導。 「我鼓勵學生在課堂上挑戰老師，批評和質疑老師的觀點！因為，高等教育不是中學，學生必須有獨立思考、分析和批判能力。我們的本科生入學時只有廿多歲，但已有能力與老師爭辯，挑戰老師觀點並提出尖銳問題。」他表示，這除了能增加學生的信心，對他們畢業後工作也十分有利。而老師方面，也迫使他們小心備課和追求卓越，不斷思考和準備提出新論點。
財政營運也要全球第一
「我分享了很多牛津成功的因素，但大家不要忽略財政營運的重要性。因為世界一流大學，也要有全球第一的財政營運方略。」賀慕敦表示，二戰後各國政府財政緊張，很多金錢都投放在社會重建和經濟發展。「局勢和政治的變化，都威脅着大學的財政狀況。如果沒有充足的財政支持，我們亦有志難成。」他強調，在大學財政穩定時物色合作伙伴是十分重要的。
「牛津歷史悠久，多年來培育了不少政經界名人。若大學要可持續發展，必須有穩定的資助。我們一直小心經營，在人才上建立良好團隊，學術上把學生的基礎打好，財政上有穩定的基金和校友支持。再抱着積極樂觀的願景，未來必定能成功。」
後起之秀 承接中國熱
科大校長陳繁昌表示，很榮幸能與牛津互相學習。「我們很同意賀慕敦提出的發展方略，這些方法實在值得其它院校學習。香港的大學雖然相對歷史較短，但亦有不少優勢。可能數百年後，也有機會追貼牛津。」過去，歐美大學一直是全球學者心儀的高等學府。但近年，亞洲的文化特質和經濟起飛，吸引了不少歐美學者和年輕人的注視。「全球化來臨，扭轉了傳統高等教育的結構和系統。隨着中國國際地位不斷提升，香港的大學也能受惠。」
交通和資訊發達，讓全球的學者和知識都不斷流動。歐美國家對亞洲有興趣，願意過來投身學習和生活，對科大這類「後起之秀」十分有利。「牛津有數百年歷史，而科大約只有廿年，這簡直是祖父和小孩的對比。但我們經歷這二十年的努力，也發現了我們很多獨特優勢。」陳繁昌表示，大學國際排名與牛津仍有距離，但個別學科也不比對方輸蝕。
「我們的行政人員工商管理碩士（EMBA）課程，最近便取得全球第三佳績。未來，將吸引全球更多公司經驗豐富的管理階層來就讀。」他表示，香港本土大學要取得較高的國際排名，就好像要奪取足球世界杯一樣艱難。「我們雖然着重科學研究和教育，但商業學院卻不斷取得驕人成就。這正反映，大學發展多元化教研項目十分重要。
「牛津的導修課十分出名，但香港本土大學的情況迥然不同，不能照搬。」陳繁昌指，本港大學必須認清自己的強項和弱項。「本港很少大學能提供資源推行『一對一』的導修課。我們根本負擔不起這些金錢和資源。但香港部分大學的運作模式，也可以走教研並重的發展道路。科大有很強的研究文化，這吸引了很多學者和學生來就讀。我們也有導修小組，雖然制度有點不同，但師生也能有不同程度的互動與交流。」
學術與職業發展並重
「大學的成功必須有天時和地利的配合。」陳繁昌指，90年代正值中國和亞洲經濟發展的時機，當中便湧現了很多高等院校發展的機會。「中國熱，確實吸引全球學者和商人。目前，內地也有很多世界級大學，它們的訓練模式和歐美不同，較有新鮮感。隨着兩地交流互補，定能豐富本港大學的實力和視野。」
他表示，香港的大學生注重職業導向，很多人選科也是純粹為了找工作。「雖然，這阻礙了本港發展研究人才，但其實也可理解。香港是商業社會，社會要求大學生在 短時間內完成學業，然後盡快投身勞工市場，為社會增值。大家認為，在這樣的環境下，還有多少學生願意花時間投身學術研究行業？這很值得反思。」陳繁昌解 釋，「香港的實用主義文化很強，很多人認為科研沒有用，但科技也很實用，並不是空談理論，能帶來巨大而長遠的回報。美國社會既有工商業，同時也有強勁的科 研發展，兩者並沒有衝突。科技也是人類文化的一部分，絕不能輕視。」
「科研，並不只是科學家的工作，每個市民也要參與。人類面對全球暖化，期待可持續發展能源的出現。社會的支持，便能鼓勵科學更加有效研究出解釋方法。科研和教學，是發展成為世界一流大學的重要一環。因為科技可帶來創新，而在經濟上亦可帶動很大發展。」他表示，新學制是歷史性的改革，對日後的高等教育發展有很大的開發空間。「現階段，很多課程內容和發展方向都未能肯定，這樣子卻能讓學校有更大自由去發展教育理念。而大學亦可做好準備，好好配合中學改革，讓學生的學習生命由中學順利過渡到大學。」他表示，不太在意前方還有多少對手、對手有多強，因為盲目追逐排名是沒有意思的。
「我們認為最重要的，是認識對手和自己的關係，以及香港人的能力和需要，然後再訂立長遠目標。」賀慕敦也對陳繁昌的「大學之道」表示贊同。「建立健康的教育制度很重要，教育是連貫的行為，由學前至大專也必須盡善盡美。我的父母是教師，我大學畢業後也成為了大學教授。但無論是大學或是小學，學生最重要就是發表自己的觀點和意見，讓學校隨社會環境變化，不斷調整教育方法。」
牛津大學名人輩出
數百年來，牛津大學名 人輩出，產生了至少來自7個國家的11位國王（包括6位英國國王），47位諾貝爾獎獲得者。此外，亦培育了來自19個國家的53位總統和首相，包括25位 英國首相（其中13位來自基督堂學院），12位聖人，86位大主教以及18位紅衣主教。從2002年至2010年，牛津大學已經連續9年被英國泰晤士報（The Thames）評為全英綜合排名第一的大學。
